何兆武：学术的生命力在于自由

何兆武（1921年9月-2021年5月）客籍湖南岳阳，生于北京，1939年考入东北结合大学，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讨所研讨员，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明研讨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拜访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01自在散漫的作风我在北京上师大附中的时分，每一年开学教务主任都有一篇成果报告，说我们往年寒假毕业了多少人，有多少人考上了北京大学，多少人考上了清华大学，多少人考上了南洋交大——就是上海交大。虽然我们是师大附中的，但他连多少人考上师大都不报，大约事先人们心目中就以为这三个学校是很好的，所以我脑子里边也总以爲，未来我要上大学就应该上这三个学校。1939年秋天我到昆明东北联大报到，一来就觉得到昆明的天气美极了，真是碧空如洗，连北京都很少看见那麼好的蓝天。在贵州，整天下雨没个完，简直看不到晴天，云南虽然也下雨，可是雨过天晴，太阳出来十分美丽，带着心境也美妙极了。而且云南不像贵州穷山恶水、除了山就是山，云南有大片一望无边的平原，看着就让人开朗。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缘由：环境不同了。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南方的，北京、天津不属于国民党间接控制的地域，原本就有自在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又有中央权力的维护，坚持了原有的作风，团体行爲相对自在。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必呼口号，早起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自在有一个益处，可以做你爱做的事，比方本人爱看的书才看，爱听的课才听，不爱的就不看、不听。这种作风十分契合我的胃口。院士邹承鲁是东北联大的先生，对生物化学十分有奉献，上世纪六十年代惊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何事先条件十分差，东北联大也不大，却培育出了那麼多的人才？”他的答复十分复杂，就是两个字：自在。我深有同感。那几年生活最美妙的就是自在，无论干什麼都凭本人的兴味，看什麼、听什麼、怎样想，都没有人干预，更没有思想教育。我们那时分什麼样立场的同窗都有，不过公家之间是很随意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许政治上的隔阂。宿舍里各个系的各级同窗都有，早晨没事，大家也是弹丸之地地胡扯一阵，有骂蒋介石的，也有三青团反对蒋介石的，而且可以争辩，有时分也很剧烈，可是争辩完了，大家关系仍然很棒。先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先生程度确实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氛围。“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度不会差太多，成绩是给不给他以自在开展的条件。我以爲，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制地允许人的自在。没有求知的自在，没有思想的自在，没有特性的开展，就没有团体的发明力，而团体的首创才能实践上才是真正的第一消费力。假如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启齿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能够出任何效果的。当然，相对的自在是不能够的，本人想干什麼就干什麼，那会进犯到他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团体的自在越大越好。我和母校东北联大的关系十分亲密，我的两个姐姐是这个学校的，我的妹妹是这个学校的，我的姐夫、妹夫是这个学校的，我老伴也是这个学校的，所以这个学校跟我的关系算是十分亲密。两个姐姐一个念化学，一个念经济，妹妹念中文，后来在人民大学他杀了，如今只要一个姐姐在美国（按：何先生的大姐于2005年3月在美国逝世）。我本人从1939年至1946年在东北联大渡过了整整七年（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这正是一团体成熟的时期。我在东北联大读过四个系——不过都没念好，高中统考填意愿的时分我问一个同窗：“你考什麼专业？”他说：“像我们这样不成材的只好读理科，像你们念得好的都应该读理工科。”由于那时分都觉得，没长进的才去念理科，这反映了事先的社会习尚，所以我一年级念的是工科，入土木系。说来也挺有意思，中学的时分我基本没想到未来要学什麼专业，只是看了丰子恺的《西洋修建讲话》，从希腊罗马的神殿，不断讲到中世纪的教堂修建，我觉着挺有意思，于是就想学修建。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学的都是机器系的公共?课，比方初等微积分、普通物理，这两门是最重要的，还有投影几何、制图课。第一学期我还仔细地学，可是到了第二学期，兴味全不在这些，于是决议改行，开端无意识地补充了一些理科知识。那时分转系很方便，只需学分念够了可以随意转，我想搞理科，但不知为何就选择了历史系，如今怎样也想不起来了，也许有两个潜在的缘由吧。第一我小时分在北京，看了好些个皇宫、园囿，从香山不断到北大、清华这一带，都是皇家园林，这就容易使人“发思古之幽情”。第二，那时分正值国难，小学是“九·一八”，中学是中日和平，刚一入大学就是二战，对人类命运也很关怀，以爲学历史能更好天文解这个成绩。不过我对繁琐的历史考证不断没有多大兴味。有些理论的历史学家或许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从一个小的中央动手考证一个小的东西，比方红学家考证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把一切能够的资料都找出来，真是费尽心力，到如今还没有个结论。不过我觉得，即便有一天费很大的精神把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考证了出来，也并不等于了解了历史。而且，冯文潜先生教东方哲学史给了我很大的启示，让我觉得到，真正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不然只晓得姓名、晓得年代，你可以晓得很多很多系统的知识，但不一定就意味着你了解了历史。我想任何学问都是这样，最初总得有人做出实际的总结，否则只能停留在纯技术性的层面。当然纯技术性的打工也有价值，不过那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所希望的是经过学习历史得出一个片面的、高度性的看法。项羽说：“书能知姓名。”和平时期我们关怀的是人类的命运，我以爲可以从历史里找出答案，比方历史上有些国度原本很强盛，可是后来忽然衰落了，像罗马帝国，中国的秦汉、隋唐，我希望探究历史深处的幽微，所以就念了历史系。有些事情说起来很有意思。束缚当前院系调整，冯友兰不断在北大呆了几十年，从组织关系上说，他是北大的人，死后应该把书捐给北大，可是他却捐给了清华。刘崇先生在台湾逝世，他的书也是捐给清华，而没有捐给台湾大学，这也似乎不合惯例。我猜测，大约他们觉得本人终身最美妙、最称心的那一段光阴，还是在清华，所以情愿把书捐给清华。我如今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终身最美妙的时分，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讨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十分艰辛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妙又在哪里呢？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需觉得团体出路是黑暗的、美妙的，可是这又十分模糊，十分朦胧，并不一定是什麼明白的目的。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需是一天比一天愈加美妙，假如社会全体在糜烂下去，团体是不能够真正幸福的。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分恰恰同时都有，事先正是和平年代，但正由于打仗，所以仿佛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十分一定地以为，和平一定会成功，成功当前一定会是一个十分美妙的世界，一定能过上十分美妙的生活。那时分不只我一团体，我置信绝大少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觉得。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的，这两个希望是最基本的，所以那时分虽然物质生活十分之苦，可是觉得十分的幸福。02三个大学历来都“联”得很棒东北联大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起来的一所大学——而不是三所。南开的人少、钱少、物质力气也小，占不到非常之一，其他的是另两个学校分摊，其中清华占了有多一半。三个学校根本上分解一个，而且协作得很棒，抗战后酝酿结合政府的时分，有人就曾提出来，说：“东北联大结合的那麼好，结合政府为何就不能呢？不如请三个学校的校长来做结合政府的委员。”不过也有联不好的，像东南联大联了一年就倒台了，由于它原来几个学校就是不一样的，后来硬把它们捏在一同，矛盾闹得十分凶猛，致使无法维持。东北联大却是不断都结合得很棒，我想有它人事方面的优越条件。比方清华校长梅贻琦，他是南开出身的，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他是北大出身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他是清华出身的，由此可见这三个学校彼此之间血缘关系十分亲密，这是一个后天的优越条件，不然能够也合不到一同。三个学校兼并当前，组织了一个常务委员会，三个常务委员就是三位校长，主席是梅贻琦。张伯苓在重庆，实践上是做官了，不常来，我在昆明七年只见过他一面。他那次来向先生做了一次讲话，不过张伯苓仿佛并不是很学术性，言说话语之间还带有天津老粗的滋味，满口的天津腔。他说：“蒋梦麟先生是我很好的小伙伴。我有一个表，我就给他戴着，我跟他说：‘你是我的代表（戴表）。’”又说：“我听说你们先生烦闷，你有什麼可烦闷的？烦闷是你懵懂。”蒋梦麟以前是教育部长，次要搞一些内部事务，对学校里边的事情不怎样管，实践上联大校长不断都是梅贻琦，他还兼过很长一段时期的教务长，所以我们写呈文的时分都写“梅兼教务长”。他的打工成果还是挺不错的，能把三个学校都结合起来，而且不断结合得很棒，在抗战那麼艰辛的条件下十分不容易，他的确挺有方法。而且梅贻琦风姿很棒，顶有绅士气派，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雨伞，甚至于跑紧急警报的时分，他还是很沉着的样子，同时不忘引导先生。在那种紧急的关头还能坚持这种风姿的确很不容易，大约正是由于他的涵养，所以可以让一个学校在和平时期颠簸渡过。东北联大有五个学院，文、理、法、工，工学院次要就是清华的，其他三个学院是三个学校都有的，另外还有一个师范学院，是云南教育厅提出合办的，比拟特殊。云南教育差一些，希望联大给云南培育些教员，我想联大也不好回绝，就合办了一个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先调云南中学的教员来上，后来就间接招生了。可在我们看来，师范学院有点像“副牌”，比方我们有历史系，可师范学院只要“史地系”，大约思索到将离开中学教书，除了教历史还得教天文，所以两门一同学。再如他们有个“理化系”，可是我们理学院的物理系、化学系是分开的，课程的内容和他们也不一样。东北联大五个学院在地址上分三块，其中，工学院在拓东路，在昆明城的西北角，文、法、理学院和校本部在一同，在昆明城的东南角。校本部就是挂“东北联大”牌子的中央，像校长办公室以及学校的次要部门都在那里。我们住在校本部，是新盖的校舍，叫“新校舍”，其实只是泥墙茅草棚的房子。那时分的先生比起明天真实太少了，工学院的先生是最多的，总共不过四五百人。工学院五个系，土木、电机、机器、化工、航空，有一个航空系的同窗跟我很熟，带我去观赏，看那些风洞器、流体实验之类，像是很先进的。我第一年上的是工学院，记得普通物理课的第一个实验是落体实验，仪器都是国外的，物体在自在形态下下落的时分越来越快，经过振动仪在玻璃板上划出一条曲线，然后依据测量曲线两点间的间隔失掉各种数据。实验时需求用一块玻璃板，下面刷的白粉是用酒精调的，那是学国外的规矩，由于酒精挥发得快，一下就干了，可以立刻停止实验，要用水的话还得等老半天。可是酒精比水贵得多，如今回想起来都觉得有点朴素，可见那时分做实验一点都不模糊，比我们中学的时分强多了。而且工学院的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下午到工厂实习，制模翻砂、打铁炼钢，都是本人入手。所当前来批知识分子不参与休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其实并不都是那样。我们在工厂里和工人一样干，就是没人家纯熟，笨手笨脚的。文、法、理三个学院有多少先生我没有统计过，加起来不过七八百人。文学院有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只要外文系的人最多，大约一级总有二十多人吧，像中文系、历史系每年招十几团体，哲学系人最少，每年只要两三团体。可是我那一年历史系人特别多，总得有二十个。法学院包括政治系、法律系、经济系、商学系和社会系，由于我上过政治系两年课，晓得他们一年也就六七团体，法律系根本上也是这个数字，只要经济系的人比拟多，一年总有四五十人。我想这大约和未来失业有关系，学经济的毕业当前出路好一点，可是其他的，比方学政治的，出来你干什麼？做官也没你的份。理学院里数学系人最少，我们四十三级那一届只要三团体，物理系一年有八九个，多的时分有十几个，四十二级那一班的仿佛只要八团体，可是他们那一班不得了，出了五六个尖子，包括黄昆、张守廉和杨振宁，号称“三大佳人”，如今都是大名人了。新校舍只要一个院子，中央就那麼一点儿，房子不多，住也在那里，上课也在那里，所以彼此都十分熟习，包括那些理学院的教师，虽然并不一定交往，可是大家都晓得这是吴有训、叶企孙，那是周培源、吴大猷，像数学系的华罗庚、陈省身，都是大名人，简直天天见面的。而且我们还常听同窗讲那些教师的小段子，如今回想起来，我们做先生的有时分对教师也不大恭敬。记得刚入大学的时分，有个同窗跟我讲：“往年来了三个青年教员，才二十八岁，都是正教授。”不要说事先，就是明天怕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几岁就做正教授的？一个钱钟书，一个华罗庚，还有一个徐宝騄，都是刚回国。徐宝騄搞统计学，听说十分了不起，属于世界级的威望，后来就在北大经济系，但我不懂统计学，不知其详。我还记得有人问：“华罗庚是谁？”有同窗就说：“就是那个瘸子。”华罗庚那时分瘸得很凶猛，抗战后他到Illinois（伊利诺伊）大学教书，在美国治了一次才好一些，可是以前他瘸得十分凶猛，有一条腿总在那划圆圈。下面说的是理学院的教师，文学院的更是天天见面了，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罗常培、罗庸都是中文系的，我们都认得，当然他们关于先生就不一定都认得了。历史系至多陈寅恪、钱穆在那里，都是巨匠了，傅斯年也在，但不教书，他是北大理科研讨所所长，只是挂个名。还有雷海宗先生，后来在南开，像刘崇鋐先生、姚从吾先生，后来都去台湾了。后来台湾大学的那批人大致就是北大的底子，傅斯年是校长，除了方才说的那几团体，还有钱思亮、毛子水等等都在那里，所以台湾大学实践上就是北京大学，虽则不必北京大学的名字。03自在，学术之生命我做先生的时分，各个教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在度。比方中国通史，每个教员都可以依照本人的一套讲，当然国民党也有它认识形状上的规范讲法，既不是唯物史观，也不是唯心史观，叫作“唯生史观”，“生”就是三民主义里的“民生主义”，教育部长陈立夫倡导这个。我不晓得这套官方的实际是不是有市场，不过我上中学的时分没有教师这麼讲，只记得有个同窗会考得了第一，学校奖励他一本陈立夫的《唯生史观》，我想他也不看，我们都不看，所以并没受它的影响。再如国文，教师快乐教哪篇文就教哪篇，明天选几首李白、杜甫的诗，今天选《史记》里的一篇，比方《刺客列传》，或许选一篇庄子的《逍遥游》来讲，没有规范教本。大学退学考试的标题也没有规范一说，倒是束缚当前，全国有一致的规则、一致的形式，有规范教科书，考试还必需按“规范答案”。不过我想还是应该没有“规范”，包括自然迷信，我以为也不需求有个规范，假如大家都按一个思绪想，迷信怎样提高？包括爱因斯坦的实际也不应该成爲规范，否则永远不能够逾越。束缚后我们学苏联，搞“五节教学制”，上课五非常钟，先五分钟温习，再几分钟如何如何，规则得十分细心。相形之下，联大教师讲课是相对自在，讲什麼、怎样讲全由教员本人掌握。比方中国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课，听课的人多，分两个班，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本人的实际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反，可他们都是讲到宋代就完毕了。《国史纲要》是钱穆当年的讲稿，学期末的时分他说：“我这本书就要出了，宋代当前的你们本人去看。”再比方二年级?的中国近代史，教师只从鸦片和平讲到戊戌变法，清朝的沦亡、民国成立都没讲。实践上，中国近代史应该从1840年鸦片和平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正好一百年，可是教师只讲了五十年，等于只讲了前一半。向达先生教印度史，两个学期只讲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成了“中印文明交流史”。我爱人上过北大陈受颐先生的西洋史，一年上去连古埃及还没讲完。我记得冯友兰在回想录里说，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分有位老先生讲中国哲学史，后果一年只讲了个《周易》，连诸子百家都没触及。可见当年的教师讲课多麼随意。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益处：教员可以在课堂上充沛发扬本人的见地。学术自在十分重要，或许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在，不然每人发一本规范教科书，本人看去就是了，教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先生也不会失掉真正的启示。比方学习历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样周游列国等等，每本教科书上都有，基本用不着教师讲，而教师的作用正在于提出本人的见地启示先生，与先生交流。我在二年级的时分才十九岁，教政治学概论的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年老教员周世逑，他的第一节课给我的印象就十分深。他问：“什麼叫政治学？”政治学就是研讨政治的学问，这是当然的，那麼，什麼叫政治？孙中山有个经典定义：“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所以“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是官方的经典定义。可是我们教师一下去就说：“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你们在食堂吃饭，有人管伙食账；你们借书，有人管借书条；你们考试，注册组要注销你们的成果。这些都是众人之事，但它们是政治吗？”这可是离经叛道的事情，他怎样敢这麼说？不过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有些教师爱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十分爱听，由于那里有他的作风、他的兴味，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方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当前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这是教科书里看不来的。当然，联大里也有教师是十分零碎的教科书式的讲法，比方皮名举先生的西洋近代史。皮名举是清末经学巨匠皮锡瑞的孙子，讲课十分零碎、十分有条理，比方明天讲维也纳会议，那麼整堂课就是维也纳会议，虽然有时也谈些闲话，但并不扯远。皮先生有个特点，每堂课只讲一个标题，而且恰恰能在下课时把这个标题讲完，听说以前只要蒋廷黻能做到这一点，后来我教课的时分也想学着做，可是十分失败，由于总免不了要多说两句或许少说两句，不能那麼恰恰在五非常钟内讲完。另外，上皮先生的课必需交作业，像我们在中学的时分一样，可是他留的那些作业我到如今都觉得十分的好：画地图。近代史从1815年拿破仑失败当前的维也纳会议，不断讲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好一百年，一个学期要求画六张欧洲政治地图，那麼一个学年就得画十二张，当然我们也是照着现成书上抄的，不过我觉得这的确太有用了。以前我们对政治地图重新划分没有天文上的详细印象，但画过一遍之后就十分清楚知道了。包括中国史也应该是这样，可是除了皮先生，没有别的教师再要求过。教师各讲各的见地，关于先生来讲，至多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先生思绪开阔了，逐步构成本人的判别，不一定非要赞同教师的观念，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地下支持。记得有一次数学系考试，有个同窗用了一种新的办法，可是教师以为他做错了，这个同窗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说他去找这位教师，把某杂志上的新解法拿给他看，以为本人的没有错。再比方钱穆先生的《国史纲要》，外面很多见地我不赞同，不但如今不赞同，事先就不赞同。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明的感情太深沉了，总觉得那些东西十分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妙的一面，而对它不怎样美妙的另一面绝口不谈。我供认传统文明里的确有好东西，但并不像他讲的那麼十分之好。人无完人，总有优点、缺陷，文明也没有完满的，也有它很黑暗、很落后、很糜烂的局部，比方血缘论。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时分要写三代履历，曾祖父、祖父、父亲必需三代洁白，“王八戏子吹鼓手”，妓院的、唱戏的、搞演奏的都是贱民，凡这类出身的人都不准进入考场。这是传统文明里腐朽的局部，可是钱先生仿佛并没有正视它，讲的全是中国传统文明里美妙的局部，以爲这才是中国命脉的寄予所在，这是他的局限性。另外，钱先生旧学出身，对世界史，特别是对近代世界的知识理解不够，可是在我看来，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参与了世界，这时分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义务是如何近代化以及如何与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闭关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开放，包括我们的思想看法，要有世界的目光。钱先生关于这些似乎关注得不太够——这是对长辈的妄论了，不过学术上不应该论资排辈，不然先生只局限在教师的圈子里，一代不如一代，那就没有提高了。再说几件大事。逻辑学那时分是?，我上的是金岳霖先生的课。金先生讲得挺投入，不过我对逻辑一窍不通，虽然上了一年，也不晓得学的是什麼东西。只记得有一个湖北的同窗，年岁很大了，课堂上总跟金先生争辩，来不来就：“啊，金先生，您讲的是……”我们没那个程度，只能听他们两团体辩。我觉得这样挺好，有个学术氛围，可以充沛发扬本人的思想，假如什麼都得听教师的，教师的话跟训令一样，那就不是学术了。还有一个理学院的同窗，姓熊，他对一切物理学家的实际都不赞成，以为他们全是错的。周培源先生那时分教力学，这位熊同窗每次一下课就跟周先生辩，周先生说：“你基本就没懂！你连根本概念都没弄通！”可是这位同窗总是不依不饶，四周还有很多人听，每次路过理学院都看见他们站在院子里辩，都变为南区教室的一景了。同窗之间也常常讨论，一则学校小，简直天天见面，二则十分穷，一切文娱都与我们绝缘，三则和平时期，大家都是衣锦还乡，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待在校园里，所以专一的乐趣就是聊天了。物理系的郑林生和我中学就是同窗，后来住一个宿舍，联大的时分我在务实中学教英文，他也在那里，后来他出国了，1956年回国在高能物理研讨所打工，如今住在中关村，我们有时分见上一面，那是一辈子的好小伙伴了。联大的时分郑林生已经指出我对近代迷信的不理解，是我的一大缺欠。有时分他跟我谈一些物理学对宇宙的看法，特别是看法论，记得有一次说起法拉第。法拉第学徒出身，没有受过正轨教育，所以不懂初等数学，这关于学物理的人来讲是致命伤，可是他发现了磁力线，用另外的方式表述电磁景象，后来成爲电学之父。这类说话使我深受启示。其实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了解以及表述，不用非得用原来的形式，比方过来讲历史都讲正统，讲豺狼成性，但这只是了解历史的一个层面，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亚里士多德说过：诗人能够比历史学家更真实，由于他们可以看到普遍的兽性的深处。所以有时我想，或许艺术家、文学家关于历史的了解比历史学家要深入得多。古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假如你不了解人心，而只是晓得一团体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吃饭，并不等于理解他。而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止步于专业的历史事情，没有可以进入到人的灵魂深处，晓得得再多，也不意味着他就懂得了历史。我的许多想法就是在和同窗们的交谈中失掉的启示，有些甚至伴我终身。04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倾听我们那时分的先生可真是自在，爱的课可以随意去听，不爱的也可以不去。比方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两门课我没有选，不参与考试，也不算学分，可我都从头到尾听上去，十分受启示，乃至于如今我的专业也变为思想史了。张先生爱用英文，常常是杂着英文讲，他有一个发音我如今都记得，hu应该发[hju:]的音，他是陕西人，老说成[xju:]，比方human让他念就成了“休曼”，不过我们都习气了。第一年上西洋政治思想史，从古希腊讲到十八世纪的卢梭，第二年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原本应该引见整个十九世纪的东方政治思想，可是张先生并不全讲，只谈他特别注重的几家。上学期只讲了黑格尔、马克思两团体，下学期讲T.H.Green、F.H.Bradley和Bosanquet，三团体都属新黑格尔派。其实这三团体缺乏以包括古代的东方政治思想，他们仅仅是十九世纪末英国唯心论的一派，可张先生就这麼讲。好在事先有这个自在，教员可以依照本人的思绪发扬。和其他一些教师的课一样，张先生也常常在课堂里扯闲话，比方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植物”，植物过的是“mere life”（单纯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还应该有“noble life”（高贵的生活），接着张先生又说：“如今米都卖到五千块钱一担了，mere 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麼noble life？！”张先生有时分发的怨言挺有意思，最记得他不止一次地慨叹道：“如今曾经是民国了，为何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指“蒋委员长万岁”）还有一次他提到冯友兰的《新理学》，说：“如今有人讲‘新理学’，我看了看，也没有什麼‘新’。”他没有点冯先生的名字，我们当然都晓得说的是冯友兰，由于1941年《新理学》在教育部得了一等奖。其实上课扯扯闲话挺好，你可以从他的自在发扬里晓得他真正的想法，这是书本里学不来的。另外还有吴之椿先生，那时分总有五十多岁了，比普通的教师都老，也是讲西洋政治思想史，其实次要就是讲十九世纪后半叶英国达尔文主义的社会思潮。吴先生的课讲得十分深入，谈到斯宾塞以降的英国政治思潮，真是一五一十。不过他和张奚若先生一样，都没写过大文章，要按如今的规范得被刷下去，可是那时分人们都晓得他们是大学者，学问十分好。吴之椿先生偶然写文章，也不是纯学术性的，我倒是对他的文章很欣赏，有一段我如今都记得，他说：人类的关系有一种是威望的关系，一种是圣洁的关系。比方政治上是威望的关系，你是我的上司，你就得听从，可是夫妻间就是地道的圣洁的关系，夫妻单方是对等的，并不是说一方命令你什麼你就得听他的。吴先生说：“惋惜中国人的事情威望的成分多，而圣洁的观念少。”这段话给我印象很深。联大实行学分制，文学院要求四年一共修一百三十二个学分才干毕业，工学院是一百四十四个学分，其中三分之二是?课，是一定要经过的，比方一年级的英文是?的，六个学分，不及格不行，可是像第二外语，或许第三外语，就是选修了。我上历史系的时分，按规则，中国史必需学两个断代，至于哪两个断代，比方先秦史、秦汉史、隋唐五代史，或许南北朝史等等，随你选。由于我那时分对中国现代史没兴味，选的两个断代都是近代的，一个是姚从吾先生的宋史，一个是郑天挺先生的明史。姚从吾先生那时分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可是我们当年都觉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讲得不能令人称心，所以不想上他的课。姚先生还教一门史学办法，也是历史系的?课，我就听过两堂，总觉得还不如本人借本书，一个星期就看完了。而且我晓得，好多同窗都不上他的课，姚先生也历来不点名，到了学期末，我们把同窗的笔记借来看看，应付考试。可是后来姚先生到了台湾做了“地方研讨院”的院士，而且台湾后来的一批中年主干历史学家都是他培育出来的，真是出人意料。可见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牢靠。郑天挺先生原来是北大的秘书长，教我们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郑先生讲得十分之零碎，一二三四、ABCD，从头讲起，什麼政府组织、经济来源，有哪些根本资料等等，比中学零碎的课程进步了一个层次，只不过讲得更细致。这种讲法在联大里很少见，当然这样也有优点，关于我们尚未入门的人可以有个零碎的看法。可是十分奇异，由于明史是历史系的专业课，假如你不是学历史的，并没有必要学明史。理学院的不用说了，即便文法学院其他专业的，比方经济系的，你学明史干什麼？除非你是专门研讨明代经济史，那你可以上明史课，不然的话，比方你是学国际贸易的，学明史有什麼用？要按专业课的选择规范，这门课顶多十来团体上，可是郑先生的课十分奇异，常常有上百人来听，还得预备一间大教室。怎样会多出这麼多人呢？由于郑先生的课最容易pass，但凡选了课的，考试至多七八非常，所以什麼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来选，叫作“凑学分”，这在事先也是一种习尚。不过郑先生讲课确实十分有兴趣，我记得讲到朱元璋时专门提到他的容颜，那可真是引经据典，某某书怎样怎样记载，某某书又如何如何说，最初得出一个结论，依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明太祖的容颜是“五岳朝天”，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入，而且让人觉得恐惧，就这样整整讲了一节课。郑先生是专门研讨明清史的，院系调整的时分调他去南开，他很不想走，由于研讨明清史在北京的条件是很好的，无论是资料、实物，甚至于人，比方说贵族的后代，这些条件都是很好的，一到天津就差了。可那时分都得听从指导，指导调你去天津，你就得去。后来我听到一种说法，不知是真是假，说北大院系调整的时分，把胡派（胡适派）都给调出去。郑天挺先生抗战以前是北大的秘书长，我做先生的时分他是总务长，是多年的老北大了，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跟他的关系都十分亲密，所以他出去了，后来做了南开副校长。其他名人的课，由于猎奇，我也偶然听听，比方外文系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我记得那一年外文系的男同窗都调去做美军翻译官了，所以班上七八个都是女同窗，男生一共两个，还都是去旁听的，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杨振宁。陈先生是美国檀香山的华裔，清华外语系主任，他的英文比中文还好，但他的课只从十七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开端讲起，按如今的教学方案来说挺没章法的，不过这在事先没人过问。而且陈先生对战局十分关注，后来还掌管办翻译官的训练班，所以他上课不是先讲狄更斯、巴尔扎克的小说，而是一下去就把新加坡失守之类的战局状况剖析一遍，内容也挺丰厚。再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那个课人数很少，大约只要六七团体听，我旁听过几堂，并没有上全。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十分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十分有逻辑性，假如把他的课记载上去就是很棒的一篇文章。沈先生十分推崇《金瓶梅》，我如今印象还很深入。《金瓶梅》过来被当作淫书，不是正派的小说，不断到民国当前都被制止，可是沈先生十分欣赏这本书，以为对人情世态描写得十分之深入，《红楼梦》很多中央都承继了《金瓶梅》的传统。沈先生是十分用功的，可是他没有任何学历，当过兵，后离开大学里教书，还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从刘文典先生到钱钟书先生都是这样。记得有个同窗跟我讲，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地下说：“沈从文竟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惋惜我们如今看过来的人总是带着体谅的目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彼此之间互相看不起的那一面，没有能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真正提醒出来。我听说刘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会的，和孙中山一同在日本搞过反动，十分老资历，而且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有件事情我想是真的。北伐的时分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到了安徽请外地的名流见面。蒋介石是很注重仪表的一团体，可是刘文典挺干瘪的一个老头，还戴着副眼镜，蒋介石看他其貌不扬，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他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一下把蒋介石给惹恼了。东北联大的时分刘先生大约是年岁最大的，而且气派大，简直大局部工夫都不来上课。比方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远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然快乐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分随意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事先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这个作风。后来由于出了点事，听说是承受了什麼人赠的烟土，学校把他给解职了，他就去了云南大学。抗战成功当前，其别人都走了，刘文典却留在云南不出来，第一，云土好，刘文典吸鸦片烟，这在联大绝无仅有；第二，云腿好，他爱吃云南的火腿，所以他不走，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二云居士”。束缚后他做了政协委员，1957年也戴了左派帽子。云南大学老学长李埏教授多年前给我讲了一个刘文典的故事挺好笑。反右时有人揭露刘文典，说他有一首黑诗，就拿出来念。诗的后面有一段序，说他有一个姬人十分心爱，明丽窈窕，温存体恤，惋惜短命死矣，他早晨非常感伤睡不着觉，于是写诗思念她。那诗写得的确缠绵悱恻、哀婉动人，怎样成黑诗了呢？揭露者说，刘文典基本就没这麼个姬人，实践上这首诗思念的是他那杆烟枪，束缚后不准抽大烟，他就只好思念他那杆烟枪。闻一多的诗经、楚辞，还有朱自清的课我也去听，不过朱自清先生讲课较爲平淡。外文系卞之琳先生属于晚一辈的教员，作爲诗人、作家事先就十分有名了，可在学校里还不是正教授。卞先生是江苏海门人，口音十分之重，我有一个同班同窗上了一年卞先生的英文，回来就说：“卞先生的课，英文我听不懂，中文我也听不懂。”这个我十分了解，由于我趴着窗户听过他的课，他那中文真实是难懂，不过一团体说话是不是清楚和他的学问没有关系，这是两回事。我们一年级学英文都去听潘家洵的课，潘先生五四的时分就翻译了易卜生选集，教我们的时分总有五十来岁了。由于潘先生的专业课是语音学，所以他的发音十分规范，而且说得又慢又清楚，简直每一个字都能听出来，所以我们都爱跑去听他的课。钱钟书名望大，我也跑去听。他的课根本都用英文讲，偶然加一句中文，不过他有时有点玄虚，不是很清楚知道地讲出来，而是提示你，要靠你本人去领会，所以非得很聪明的人才干够跟上他，笨的就对不上话了。当年清华四大导师里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不过那时分我还是工学院一年级的先生，没有资历选这种专业课。陈先生的课正式上的人很少，大约七八团体，但是陈先生名望大，大家都晓得他是泰斗，所以常常有人趴到窗户里面听，我也夹在其中。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出去，然后翻开书，可是他根本不看，由于他对那些资料都历历一五一十，张口就是引什麼什麼古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什麼什麼。假如依照束缚后的规范来说，他的那种教课方式是不够格的，没有任何教学纲要，完全是信口讲，但在束缚前允许这种讲法。陈先生说话有口音，讲得不是很精彩，不是靠口才取胜的那种教员，而且他讲的那些东西太专门了，引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所以完全不懂。陈先生第二年就走了，原本是去英国任牛津大学的讲座，由于德国刚占领了法国，马上就要打过海，英国危如累卵，只好滞留在香港。05图书馆不是藏珍楼联大有个大图书馆，每个系也有本人的图书馆，这在和平时期是很难得的。一切图书馆全部开架，先生可以自在进书库，情愿看什麼书就看什麼书，待一整天也没人管。有的书看着名字不错就拿出来翻翻，假如觉得没意思，又给搁回去，有的十分感兴味就借出来，好像浸泡在书的陆地里，那享用真是美妙极了。束缚后我在历史研讨所打工了三十年，做了研讨员也不能进书库，要看书的话得在外边填条，然后交给图书馆管理员去拿。有一次我跟管书库的人磋商，我只查一个资料，但不晓得在哪本书里，你让我出来翻一下，不用来回填条换书，太费事了。其实那时分我年岁挺大了，都五十多岁了，他“恩准”我出来查书，还拿个手电筒，紧盯在我屁股前面，似乎唯恐我在外面偷书，或许搞毁坏。这种监视让我觉得异常为难，很不舒适。如今的国度图书馆也存在异样的成绩。许多馆室不能入库，先在里面填条，限借三本，也许只给你找出一原本，翻翻能够还不是你想要的。得，这半天等于瞎耽搁时间，翻了一本没用的书，工夫就报废了。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碰见过一个美籍华人居密，她是国民党的元老、司法院院长居正的女儿。她说她去南京找资料，借书费事极了，借档案就更费事，后果待了七个月，所看到的内容抵不上在美国图书馆看一个月。我深有同感。我们手续太费事了，假如书库能随意进，就跟逛书店一样，左翻一本右翻一本，那一天能看多少？虽然不是一切书都细心看，可是信息量就十分大了，需求哪本可以再看哪本。假如不能进书库，借什麼书得填条请他给你拿，一天又能看多少？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指点观念有关。图书馆的作用是什麼？应该是尽最大的能够把书让大家看到。可是依照我们如今的观念，图书是国度的财富，我们要尽量地把它维护好，越翻越烂怎样成？所以就想方设法地尽量少让人看，或许不让人看，这在有形之中，使我们国度在吸收知识方面落后了。图书馆是爲传达知识设立的，着眼点不该当是建多少高楼、珍藏多少图书，而该当是怎样才干让这些书流通，最大限制地发扬作用。假如这一点不思索的话，图书馆变为了藏珍楼，唯恐被人家摸坏了，这就失掉了它最后的意义了。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分，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的图书馆。按理说我是一个本国人，也没有引见信，什麼证件都没有，可并没有人查询，书库照样可以进。图书馆从清晨开到夜半，只需你有精神，可以从早干到晚，而且它的条件十分好，外面有沙发，旁边就是小吃店，累了饿了可以歇一阵再持续，那你一天能播种多少？而且外面那些关于中国的书，包括港台的书、大陆出版的书，报刊、杂志，简直都有。可是我们这里呢？国外的书看不到，港台的书也看不到。我在历史所的时分，借台湾“地方研讨院”的期刊，得写个请求让党委特批，谁情愿去找那费事？这等于我们在思想上自我封锁了。他人的都不看，关起门来就看本人的那一点，好比一个足球队整天关起门来本人练，人家怎样打法你都不晓得，这种球队出去能打得赢吗？既然社会主义在实际上后天就比资本主义优越，他都不怕你，你为何怕他呢？我们那时分有好几条途径可以进步英文，一个是跑到外文系图书馆借英文小说。记得有个同窗问我：“你看了多少本？”我说看了二十本吧，他说：“二十本不够，得三十本。”后来我们发现，读英文小说不要看英美人写的，而要看其他国度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比方法国人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的，或许俄国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那些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就容易得多。还有一条路，就是看英文杂志。联大有个杂志阅览室，国际国外的期刊杂志总有两三百种的样子，没事了就可以到外面翻一翻，跟逛书店一样，可以吸收很多东西。其中我有兴味，而且如今还记得很清楚的，比方Apollo，关于美术史的，外面插图十分精彩——其实学校里没有美术史的专业课，可那种杂志阅览室里也有。还有一本杂志，名字是Etude，是法文的音乐史杂志，引见很多古典音乐。有一篇文章给我印象很深，讲Schubert（舒伯特）的歌Erlknig《魔王》），那是一个德国官方的传说。一个小孩病得很重，父亲抱着他骑马去看医生，晚下风吹得很紧的时分，突然有一个魔王呈现勾引那个小孩，后来那个小孩就死了。这个歌我在北京就晓得，是歌德的诗，可是不断没找着，看见那本杂志上有，赶忙抄了上去。这些条件后来就再没享用过了。我在历史所那麼多年，牌子也是“中国迷信院”，按理说条件该当很丰厚，后果反倒不如联大的时分。那时分英国领事馆离学校不远，领事馆里的阅览室可以随意进，普通只要三四个读者，而且阅览室的人挺殷勤，还给你倒一杯茶。1939年秋天，就在我分开贵阳的前两天，希特勒防御波兰，二战开端了。英国领事馆里有各种英文的报纸杂志，事先我们对战局也很关怀，常过来翻看。有一份London Illustrated News（《伦敦画报》）报道战局，有很多照片。1940年6月，法国投诚，希特勒占领了巴黎，戴高乐跑到英国持续打仗，叫作“自在法国”（后来叫作“战役法国”）。其实戴高乐在法国位置并不很高，原是陆军部一个局长级的人物，不过他提出一个新的战术观念很有名，以为将来作战次要是机器化的机动战，而不是像一次大战那样打壕堑战，挖个深沟，拥无机关枪扼守朋友就过不来。二战时大规模运用坦克，可以四处跑，所以打的是运动战。德国打败法国当前有个“海狮方案”，预备过海打英国，先是大规模地轰炸，每天都是几千架飞机，延续轰炸了三个月，伦敦的居民都住在地铁里，那些情形《伦敦画报》上都有，有照片也有图画。事先英国只要八百架战役机，数量上远远少于德国，可都是事先最先进的，一种喷火式spitfire，一种飓风式hurricane，功能十分优越。而且英国还有一种机密武器是雷达，在“大不列颠之战”中起了十分大的作用，所以德国终于没有能过海。这些都是我从领事馆的阅览室里看到的，一方面添加了实事知识，另一方面，不盲目地就吸收了许多古代报刊的使用英文。06茶馆听吹嘘，里根挂二牌我们那时分的生活条件极差，尤其教员就更艰辛了。以前那些名教授，比方冯友兰，战前一个月的工资有四五百大洋，在北京可以买一座四合院，和平迸发当前便日薄西山。从前都是用硬币，比方银元，上边有袁世凯或孙中山的头像，再比方铜板，不过都很费事，略微多一点就很重，很负担，而且十分脏。1935年，国民党政府请英国的专家李兹·罗斯来中国停止币制变革，改用法币（即法定的货币），由地方政府的银行一致发行纸币，全国通行。这当然比硬币优越，一开端很有用，而且打仗要用钱，钱从哪里来？票子一印就出来，所以国民党当局采取最复杂的方法就是印票子。可是老那麼掏窟窿怎样受得了？1935年到1937年，国民党停止变革的确也在着力，由于晓得和平是不可防止的，包括币制变革也是备战，但你不能一味地靠这一种方法。从1937年打仗到1938年、1939年，物价明显下跌，后果通货收缩，招致整个经济解体，最初连吃饭都很困难了。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间茅草棚的宿舍上下通铺住四十人，颇有点相似我们上世纪七十年代五七干校的宿舍。不过打仗的时分生活不安宁，有的人复学，有一般有点钱的人在外边本人租个小房子，还有的是基本就在外边打工，比方有人在外县教书，到考试的时分才回来，所以宿舍里往往住不满，但也有二三十人，很挤。我同宿舍里有位同窗，是后来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级，年岁差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分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常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丧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气派。北大历史系的汪*曾经是助教了，也是这种作风。不过好在不要钱，上学、吃住都不要钱，先生每个月靠“贷金”吃饭，而且不必还，这和明天大不一样。假设那个时分要学费的话，我置信绝大局部先生都上不了学，不但我们上不了，就是再大的名人也上不了学，包括杨振宁。那时分教授钱太少了，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数学系主任，他一大家人，饭都不够吃的还上什麼学？当年的困难时世，恐怕是明天难以想像的。前边提到过，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将来的美妙的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妙，一是你觉得本人的将来会越来越美妙。那时分也挺有意思，日本飞机常常来轰炸，生活十分之艰辛，可是士气却没有受影响，并没有失败主义的心情盛行，总是悲观的、天真的以为和平一定会成功，而且成功当前会是一个美妙的世界，一个民主的、战争的、自在的世界，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联大的先生绝大少数都是衣锦还乡，寒寒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校园里，而且由于穷困，吃喝玩乐的事情少有能够，只好大局部工夫都用来学习，休息时就在草地里晒晒太阳，或许聊聊天。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街上有几十个茶馆，大家没事就到茶馆喝碗茶。其实喝什麼无所谓的，很廉价，大约相当于如今的一毛钱了，无非就是茶叶兑开水，有的人是真拿本书在那儿用功，但大局部人是去聊天，弹丸之地说什麼的都有。最记得有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佳人，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高谈阔论。其实我们也没有交往，不过他们是全校有名的先生，谁都晓得的。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宣布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爲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地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懵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如今印象都很深，事先我就想：“年岁悄悄怎样能这麼狂妄？竟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用这麼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不当时来我想，年老人大约需求有这种魄力才能够逾越后人。在昆明的时分时常看看电影，而且也不贵，一个月总可以看上两三次，昆明七年我大约看了总得有两百多场。事先有一家南屏电影院是新建的，设备很新，影片也都是最新的。记得每次演电影前先放一段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大家起立，屏幕上顺次放映国父孙中山、国度主席林森以及蒋介石委员长的像，接上去才是看电影。电影分爲几种，一种是时势性的纪录片，比方隆美尔和蒙哥马利在北非的沙漠之战，再比方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片子也是马上就公映了。那次使我们十分诧异的，就是罗斯福的衰老不堪。那年罗斯福才六十二岁，关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应该是一个合理年的时期，可他几乎衰老的不得了，几乎就是九十二岁，和不久之前一如既往。果真，看了那片子当前没几天他就脑溢血，一下就死了。另一种是故事片，很多都是描写二战的，像《卡萨布兰卡》（事先叫《北非谍影》）、《魂断蓝桥》，再比方《东京上空三十秒》，那是顶新的片子，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年春天美国就炸了东京，电影里演的就是那次轰炸。还有一部电影讲二战海战的，看了当前我才晓得，那些潜水艇里的人要时常照日光灯，补充一些紫外线。另一种就是文艺片，比方《简爱》、《乱世才子》，还有音乐片，像讲斯特劳斯的《翠堤春晓》，音乐十分好，我看了三遍，可有的同窗看了五六遍，里边的好几个歌我们都会唱。《葡萄春满》（New Wine），讲的是舒伯特的终身。还有《一曲难忘》（A Song To Remember），写肖邦的。演肖邦教师的是Paul Muni，演乔治·桑的是Merle Oberon，都是事先十分有名的演员，那个片子我也看了好几遍，就是爱听他的音乐。后来Merle Oberon和Laurence Olivier合演了《吼叫山庄》，Laurence Olivier和Joan Fontaine合演了《蝴蝶梦》（Rebecca），都是事先有名的片子。那时分的好片子十分多，里根的电影我看了几部。事先他是个二流演员，用京剧的行话来讲，是“挂二牌”的，当然还有“挂三牌”的，那就更不重要了。事先有个英国的著名演员叫Eroll Flynn，演了许多和平武打片，其中有一部叫《绝望的旅程》，里根就在里边给Eroll Flynn配戏。听说事先担任电影片中译名打工的是吴宓教师，不知确否，不过从某些片名来看，如《卿何薄命》、《魂归离天》（两辞皆出自《红楼梦》）之类，很像是吴先生的作风。附带说一点，事先的电影没有配音，有些同窗就是去学英语的。我作爲历史系的先生，也从电影里看法了一些详细的现代生活状况，如Laurence Olivier（奥利维尔）、Vivien Leigh（费雯丽）主演的Trafalgar（特拉法加）海战，Norma Shearer演的Marie Antoinette（中译名爲《绝代艳后》，即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这些文娱生活丰厚了我们的知识。07兼职做教员从1939年到1944年，对我是最困难的几年。抗战前在北京做中先生的时分，学校里一天吃三顿饭，一个月才花五块多钱，质量不错，而且可以关闭吃，1938年我在长沙上学的时分也是五块多钱，至多都是粗粮。可是到1939年就不行了，物价飞涨，学校里吃饭虽然不要钱，可是十分之差，有点像我们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的光景。人的胃口毕竟无限，粮食定量就意味着限制你的口粮，东北联大的时分虽然没有定量，可大家都过来抢，不一会儿时间就没有了。不断到1942年，我在里面可以找个零星打工兼差了，才算好一些。1943年读了研讨生当前，我就在中学里做兼职教员，每月工资已是数千，大约相当于如今的七八百元钱，每顿饭都本人花钱在中学里买，总算能吃饱一点了，只需不养家活口，生活还算过得去。昆明中学有好几十个，比拟缺教员，简直全让联大先生代替了，有的先生迫于生计，平常在外县兼课，到了考试才回来。年老人精神充分，而且可以“杀价钱”，工资压得比拟低，加之联大先生的程度比外地高一些，所以学校里也情愿用。我们做研讨生的时分简直没有人不做中学教员，只要工学院的例外，他们可以下工厂，修公路、修铁路，或许修汽车，除此以外，我想大少数同窗都在兼课，包括鼎鼎大名的杨振宁。杨振宁在联大附中教书，他的爱人杜致礼就是他班上的先生，后来他出国了，王浩就接手在那里教。事先不但是先生教，连联大的教师也在中学里兼职。我在好几个中学教过书，务实中学、五华中学、龙渊中学、昆华女中，教国文，教英文，也教过历史、天文，研讨生的三年里根本没连续过。在五华中学教中文的时分，朱自清先生也在那里教一班，我教另一班，他的声威、名望比我大得多了，原本就是名教授和文学家，当然该当比我拙劣得多，所以我并不觉得气馁。闻一多先生也在昆明的中学里教书，学校当局晓得闻先生是有名的诗人，所以给他的工资特别高，还特别给他一间房子，虽然如今看来也不觉得怎样，不过在事先就十分了不起了。08恋爱在恋爱婚姻的成绩上，老一辈人和我们事先的年老一代有很大不同。五四的那一辈人一方面是维新的，比方钱玄同，他的名字就是“疑古玄同”之意，对现代基本是疑心的，可另一方面，他们的旧学基础都十分深，其中也包括了旧的思想。所以他们的婚姻大多是家庭代替，后来又讲婚姻自在、特性束缚，对家庭代替的婚姻不称心，就另外找人结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胡适。胡适的婚姻是家庭代替的，虽然后来也另外有人，除了韦莲司能够还有他人，但他不情愿伤他母亲的心，一直坚持着和江冬秀的婚姻。这是中国旧的伦理传统。郭沫若、鲁迅都是这样，虽然在里面又有了新的婚姻，原来代替的夫人还在，算是家庭成员。到了我们那一代，学校里没有规则先生不可以结婚，不过现实上不能够结婚。书还没念完，本人生活不能自立，怎样维持家庭？“青年女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男子谁个不善怀春？这是我们兽性中之至神至圣。”（郭沫若译歌德《少年维特之懊恼》序文）但我们那时分真正谈恋爱的人毕竟是多数，结婚的更是少有，总以爲那是悠远的未来的事情。普通都是参与了打工，到二十五六岁，甚至三十多岁才结婚，而且很少有人在毕业以前就谈恋爱，女同窗结婚的就更少了，或许结婚了就中缀学业，做家庭主妇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有一本小说很盛行，叫《青春之歌》，我不晓得他人怎样想，至多我觉得那本书写得很不契合事先的状况。小说写“一二·九”运动，写北大的女生，那时分北大女生才四五十人，就在马神庙的北大五斋，我两个姐姐都住在那里，我去过好屡次，所以那四五十个女生我至多看法一半以上，可是没听说谁是结过婚的。男同窗里也很少有人结婚，除非是从偏僻地域或乡下里来的，城市里长大的大都没结婚。可是书里写林道静不但结婚了，还和人同居，而且还换了人，那在事先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哪有女同窗随意跟人同居的？后来我在联大见到有先生同居，大都是西南的。那时分西南曾经被日本占领了，国破家亡，那些同窗逃亡在关内，本人没有安身的中央，所以两团体就找一个公寓住上去。可这是很少有的，普通的都不这样。一团体写小说，总是有意有意地把本人的经历写在里边，所以那些情节就显得太虚伪，完全不契合事先的真实状况。09“天人交感”下人生观的转变我做研讨生第一年读的是哲学，可是不久得了肺病，一犯起来就吐血，身体十分虚弱。那时分肺病十分普遍，大约很多人都有，不过没有反省出来，由于不犯病的时分和正常人一样。假如我不吐血，我也不会晓得本人有肺病，也许是他人传染给我的，也许我还传染他人，这都不晓得，没有隔离，也没有药，等于自生自灭。后来我才晓得，吐血仿佛也并不那麼严重。细菌把血管咬破了，所以就吐血，假如一团体失血不很多的话，没那麼严重，吐血而死往往并不是由于失血，普通都是由于窒息，血出来的时分把气管给堵住了，那时是十分忧伤的，我很有领会。而且我得肺病还有个特殊经历，只需天气一变，比方突然风雷交作，我就感到气闷压榨，开端吐血。有位同窗跟我开玩笑，说：“你这是‘天人交感’。”《资治通鉴》里有一段故事，武则天的时分屡兴大狱，抓起人来就用酷刑。有一团体在监狱里受了很重的刑，后果出来当前可以预告天气。他人问他：“怎样会这麼灵？”他说不是他灵，而是他的伤一变天就立即有预见，所以预言十分精确。我想这是对的，我事先也是这种经历，天一变就能觉得到。我的遭遇还算不错，终于挺过去了，不过并不是一切人都这麼侥幸。物理系一个同窗叫张崇域，他物理念得是很好的，后来还做了研讨生。我置信假如他不断活上去的话，如今也该是物理学大家了，也会是诺贝尔级的，可是不幸后来得了肺病，毕业不久就死了，十分惋惜。化学系有个小瘦子叫陆钟荣，也是读得十分优秀，我们一同上过德文，毕业的时分得了肺病，眼看着他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骨瘦如柴瘦得不得了，后来死了，真实太惋惜了。他们那麼年老有才，假如给一个条件可以活上去的话，我想一定十分有成果，惋惜很早就逝世了。毕业当前我念了三年研讨生，起先受王浩的影响一同念了哲学，不过我没有念完，一是由于生病，半年没有上课，二是又受王浩的影响，保持了哲学。王浩本科是学数学的，哲学念得也十分好，他以为，学哲学只要两条路走，一条路是从自然迷信动手，特别是从数文科学动手，不然只能走伦理说教的路，比方孔孟之道，仁者爱人，但这些不是哲学，真正讲哲学一定要从自然迷信动手。另一条路，就是失掉一点哲学的陶冶，从哲学的背景改行搞文学。他这一点说得十分有理，东方的大哲学家大多是迷信家出身，像近代的笛卡儿、莱布尼茨，当代的怀特海、罗素，还有列宁批判过的马赫、彭加勒，都是第一流的迷信家。王浩是学数学的，当然可以搞“真正的哲学”，我没自然迷信的根底，念了一年工科远远不够，心想还是不要学哲学了，学也学不好的。那时我正病重，于是找来一些文学书排遣，特别是英国浪漫派，雪莱、拜伦、济慈的诗歌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东方的诗歌和中国诗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往往都是长篇大论，一首诗就是一小本书，发扬一套完好的人生哲学，这在中国诗里很少见。英国十九世纪有两个重要诗人，Browning（勃朗宁）和Tennyson（丁尼生），普通的评价是Browning比Tennyson更拙劣，可我事先的感受是，Browning的诗歌虽然气势雄壮，但短少人生境界的深度，在这一点上，Tennyson似乎更胜一筹，也愈加让我着迷。Tennyson中年的时分写了一首长诗《思念》（In Memoriam），思念他死去的小伙伴，写得十分感人，零碎地发扬了本人的人生哲学以及宗教信仰，而他之感动我的，更多的是一种肉体寄予，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讲，就是“畅论天人之际”。再比方，Tennyson八十三岁逝世，他的最初一首诗Crossing the Bar简直每个选本上都有，诗的粗心是，那天早上他出港的时分赶上大雾，船出不去，直到半夜雾气散尽才驶离港口，Tennyson联想到本人八十多岁了，人生快要走到止境，驶离彼岸的港湾，跨过人生的界限，之后，就可以见到“我的舵手”（即上帝），“I hope to see my pilot face to face when I have crost the bar”。这些诗我读过之后十分打动，而且十分欣赏这种人生观，觉得这才契合我的胃口，所以第二年又转到外文系念文学去了。我在外文系的第一位导师是吴宓先生，后来他去四川了，由美国人Robert Winter做我的导师。不当时来我也没有念好，由于我次要的兴味不是文学研讨，只是那些诗对我的思想有启示，觉着十分有会于心。我不断都这样以为，肉体上的追求和享用，自身就是目的，不能太功利，比方念这个对我没多大用途，拿不到博士学位，也找不着好打工，那我就不干了。当然这样想也不算错，但那是另外一种作风。从中学开端，很多年我都不大用功，这大约与我自在散漫的习气有关系，也可以说跟本人的人生观有关系。在我看来，读书最大的乐趣在于本人肉体上的满足，这比什麼都重要，而不在于是不是失掉一种世俗的荣誉。假设不是很有兴味，又要付出很大的牺牲，我觉得犯不上，或许说，太功利就丧失了本人的生命，反而得失相当。1945年至1946年，正是我做研讨生第三年，“一二·一”民主运动十分热烈，课也停了，学校里也乱，静不下心来读书写论文。1946年联大宣告完毕，清华、北大回北京，原本我应该跟着回北京再写一篇论文，我想写一篇论叔本华，由于叔本华虽然是哲学家，可他走的是文学的路，我很有感受。可是姐姐写信说母亲随她在台湾病得凶猛，以爲快要不行了，我就去看她，等到可以回来的时分内战又打了起来，北上有望，所以研讨生念了三年，最初也没有拿到学位。

作者：开丰娱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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